这里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一般指行政履行职能所涉及的事项。

[17]另一种观点认为，《宪法》第135条所针对的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侦查权对应的是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其核心价值在刑事诉讼中互相制约，重在控制侦查权，而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主要是对侦查权的监督制约。（三）批准逮捕权的归属 此前，检察院囊括职务犯罪侦查权和侦查监督权于一体，对犯罪嫌疑人可自行决定逮捕和决定提起公诉，这种同体监督的重大缺陷也是本次监督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这些部门或职权转隶至监察委员会后，批准逮捕权的归属就显得尤其重要。

如此一来，可在检察院与监察委员会之间形成一定的制约机制，且符合宪法关于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规定。联系到《决定》规定了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有权实施搜查、扣押甚至留置这些极为严厉的措施，假设其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制且律师无权介入调查活动，则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将无任何保障可言。[6]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秦前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与全国人大授权之关系探讨——以国家监察委员会为研究对象》，《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13]《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且在此阶段，当事人有权申请律师介入，一如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侦查、而未提请检察院批捕或提起公诉之时，即可申请律师介入。

《决定》新增的留置措施，从办案的实效性考量，显然不同于《人民警察法》第9条规定的留置盘查的临时措施，而可能是用于取代双规双指的羁押举措。侦查监督 2016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这三方面虽有区别，其共同特点在于究竟将宪法视为审查性规范还是事实性规范。

不同理论对实施有不同理解，救济和执行只是自由主义法学对实施内涵的理解和限定。美国1817年的律师领袖表达了这一思想：如果法院不应该宣布议会立法违宪，除非他们的结论是绝对确定的……且理由如此显然，以至无可怀疑。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3] 现代法律在经历了形式主义、法律现实主义、批判法学急流的激荡之后，迈向了解释主义时期。

但是，尽管实施是一个通俗的法律术语，其所包含的要素并不十分清楚。对宪法是什么的争论经久不衰，这些争论的显著之处集中于如下几方面:宪法体现自由还是民主，抑或自由民主？宪法是政治文件还是法律文件？宪法是原则还是规则?宪法是目的还是体系？宪法是实体还是程序？这些争论围绕三方面展开讨论：一是针对宪法的价值属性。

在他看来，宪法是（law of constitution）是法律本体，也是法院实施所承认及施行的规则。事实性规范与之不同，它将宪法视为体现特定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原则。需要再次明确的是，在严格意义上，宪法实施不等于监督宪法实施。宪典（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不属于法律领域，是宪章所有道德或曰政治的伦理，包含风俗、习惯、格言、或教义。

它不是旧的、过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在解释的时代里，立法机关通过界定基本权利的含义塑造宪法价值。立基于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分析方法将宪法作为既定有效的政治事实，结合宪法的政治程序特征，在探究宪法规范属性的前提下探索宪法实施的空间。实践中，美国国会在三方面参与基本权利的创制：其一，国会有权界定自由。

宪法是我们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宪政成就中，政治过程功不可没。在美国，虽然对于立法机关界定自由存有争论，但是法院明确宣称，国会在创制权利方面享有优先权，这里的创制即为国会依据宪法第五条界定权利的内容。

因之，如何依据解释理论发展中国本土的宪法实施理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主流理论于不自觉间偷换概念，将救济等同于实施，导致司法绝对主义的幽灵徘徊不去，抹杀了立法机关的存在空间。

美国里根时期的司法部长埃德温(Edwin Meese III)说道：在我们的法律体制下只有法律适用者忠诚地解释宪法，宪法才能实现其承诺。监督宪法实施需要一个凌驾性的机构，其前提是宪法作为一个审查性规范而存在，但在界定宪法含义的脉络之下，监督宪法实施、守护宪法和宪法实施语出同义。法律的解释学转向标示出权威的多元主义时期的来临。[3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12页。[31]在此，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这一理论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和时代特征。[10]这种思考基于对议会的绝对信仰，其前提是议会是人民或者社会的代表，而宪法是作为一个公约。

第三，他们不认为法院位于宪法大厦的中心，而是主张国会中心主义。毛泽东认为宪法是对民主事实的确认。

对于第一个问题，虽然国会创制权利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院界定自由的权威，但是理论上，国会有权界定自由，国会同样有权撤销一项权利。[9] [德]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02页。

[14]这一研究虽然在立法解释宪法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区别了宪法审查和宪法解释，论述了立法之于宪法的任务，总结了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界定宪法含义的实例，但在总体上尚属于描述性的，而非评价性的，既未抽象出规范性命题，亦未概括出立法解释宪法的具体方式。无论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极为重视民选的政治机构在解释宪法方面的作用，在基本权利保护方面，立法机关不只是基本权利的敌人，也是基本权利的朋友，担负着界定宪法含义的任务，将之体现在生活关系之中。

不仅适用于法律，也适用于宪法。此外，在关于谁有权威决定宪法含义的问题上，美国尚有部门主义（departmentalism）观点，认为秉承三权分立，所有国家机关都有宪法上界定宪法含义的权力。[23]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421页。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基本权利，无论界定、形成、限制还是保护，它们都属于广义的权利创制，须在权力分立的框架下予以探讨。

[19]美国宪法区分constitution 和constitutional law。通过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规定具体适用的标准及执行程序，使主体规范性文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23]宪典是政治家所不能忽略的，其共相构成宪德。[16]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在理论上已经得到解决，法院运行司法审查是代表人民抵制人民代表，其理论渊源是民主，法院的权力来自人民。

[2] 薛波主编：《元照法律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9页。这种假定的权威或者是神，或者是理性，或者是自然正义，其在方法上是哲学的而非法律的。

时隔9年，毛泽东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完善了这一思想，将其修正为人民民主主义。审查模式所依赖的自由主义不符合构成我国政制度基础的民主信念，它将宪法视为审查性规范或者约束性规范，法院是保护个人自由的唯一机构，法院运行宪法解释是附带的个案解释和司法程序。执行一般是指行政机关实施法律的过程。早在1940和1949年，毛泽东分别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鸿文中阐述了新中国的价值信奉，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一论断。

相对的宪法概念是作为众多个别法律的宪法，也是宪法法。[35]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说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编：《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4页。

人民民主主义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司法至上的神话钳制了宪法学人的思维，违宪审查的梦魇妨碍国人从对国外的凝眸转移至自身。它们都是政治家的行动所依据，徒以不受施行于法院之故，遂不能被视为法律。

解释主义时代不再延续立法者、法律和解释者三位一体，而是出现了分离。实施模式的思想基础是共和制下的民主主义，它将宪法视为事实性规范，政治机关是创制基本权利的主要机构，也是个人自由的优先保护者，担负着界定基本权利含义的职责。